2014年,日本推动设立了带有税收优惠的个人储蓄账户(NISA),标志着日本第三支柱养老金体系形成。韩国则引入国民养老金制度相对较晚,1988年才建立起全国性养老金体系,1999年才将购买养老保险变为强制性措施。很多老人都是在职业生涯结束后才加入这一体系,因此获得养老金的比例非常小。
据韩国经济研究院统计,以2018年为准,韩国的养老金收入替代率为43.4%,而美国等国家的收入替代率为69.6%。
韩国国民养老金调研机构在2017年发布一份调查结果,称50岁以上韩国国民维持“最低标准生活方式”平均每月需要至少145万韩元(约合人民币8852元),远高于实际领取的养老金——缴纳20年以上养老保险的韩国人平均每月只能拿到88万韩元养老金(约合人民币5374元)。
即便韩国政府增加了针对老年人的工作岗位供应,但这种有政府补贴的岗位不少是月薪不足30万韩元(约合人民币1600元)的低薪兼职,可谓是杯水车薪。
相较日韩,中国在养老问题上既有相似之处,如多子多孙的传统文化被现代社会少子化逐渐取代;也有差异点,如老龄化规模不可同日而语——中国以老年人口最多、老龄化速度最快、未富先老等形态呈现,老龄化形势更为严峻,养老压力更为繁重。
一方面,应对养老问题需要家庭、社会、政府之间的勾兑,政府主导、社会参与、家庭不可或缺,成为社会经济的主战场;另一方面,应对养老问题需要未雨绸缪,从制度设计。
2022年1月10日,国家发改委等21部门发布关于《“十四五”公共服务规划》的通知,主要涵盖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优军服务保障和文体服务保障等领域的公共服务。搭建政府、社会、市场、家庭资源多方合作,以志愿服务为核心、专业服务为支撑、互助共享的老有所为平台。
鉴于“养老是场弹尽粮绝的硬仗”,亟需构建和发展三支柱养老金体系——基本养老保险、企业年金和职业年金、个人养老金。截至2020年底,全国参加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为45621万人、参加城乡居民养老保险人数为54244万人,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合计覆盖人口99865万人,成为世界最大的基本养老金制度。
然而,基本养老保险制度面临人口流动不均衡、省际人口结构差异加大、制度内赡养负担加重等问题。因此,需要通过税收优惠、财政补贴等政策鼓励雇主养老金计划和个人养老金计划发展,强化个人养老金在养老保障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