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托公司作为独立的受托机构，负责账户管理、资金结算、支付执行与留痕监督；意定监护人则负责照护与决策，双方权责分明、相互制衡，形成“监护人负责决策但不碰钱，信托管资金但不越权”的运行机制。

不过，杨祥也指出，社会公众对养老的需求远不止于此，还涉及人身照护、医疗决策、生活安排、服务对接。仅实现“管人”与“管钱”的制度衔接还不够，必须补上“管服务”这一环，才能真正解决老年人晚年生活的系统性保障问题。

这正是《通知》的另一大创新所在。除了“意定支付”机制，《通知》还明确了养老服务供给对接安排：民政部门牵头建立市级养老服务供给平台，遴选优质养老服务机构（养老院、长者照护之家、社区食堂、陪诊助浴等），信托机构依托该平台链接服务资源，逐步实现标准化对接及支付体系建设，让信托付款直达可信服务。

杨祥认为，“管钱”“管人”“管服务”这三个维度的闭环联通，意味着养老服务信托不再是单纯的资产管理工具，而是升级为一个跨越财产、人身与服务的综合功能平台，有助于回应我国日益庞大的失能失智老年人群的照护需求。

普惠养老的重要一极

近年来，都市居民养老金融需求逐渐从单一资产管理向全场景养老综合服务转变。信托制度正以其财产隔离、多元资产装入、代际传承等独特功能，逐步填补传统金融机构难以触及的服务空白。

上海信托董事长崔炳文曾对本报表示，绝大多数养老金融产品仍以投资理财属性为主，但老年人需要的是事务性安排——谁来签字手术？谁来支付照护费用？谁来执行遗产分配？

崔炳文认为，信托的制度功能与养老群体的核心诉求高度契合：一方面保障多元资产的归集、保值与增值，另一方面满足医疗支付、养老院费用等生活需求，还能解决财富传承、身后安排等。

《通知》明确，养老服务信托涵盖特殊需要信托、家庭服务信托、家族信托、保险金信托、行政管理服务信托等多种形态。

中国政法大学养老金融与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胡继晔解释，养老服务信托包含家庭服务信托、特殊需要信托等低门槛类型，打破了“信托仅属富人”的刻板印象，让中等收入及普通老年群体也能受益。

家庭服务信托和特殊需要信托门槛远低于千万级的传统家族信托。二者水平不同：家庭服务信托合规起投点为100万元；特殊需要信托在行业实践中可低至30万元。

清华大学法学院金融与法律研究中心研究员杨祥也认为，养老服务信托是信托工具的一次关键普惠转型。信托制度天然具备的财产隔离、专业管理、灵活支付三大功能，理应成为我国养老金融体系的重要底座，而不仅仅是少数财富家族的私人安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