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外，他表示，中国面临解决人口养老问题的挑战。“65岁老人占15岁到65岁人口比重，称之为抚养比，当前，这一比值为18%，到2035年将达到25%，意味着4个劳动人口需要抚养1个老年人。”陈玉宇说。

他特别指出，过去一直关心留守儿童，但未来十五年要会关心留守老人。“今天50岁以上的农村地区的人注定不能分享正在展开的城市化和经济增长带来的好处，对于政府、对于养老产业，对于为他们提供服务，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针对如何应对上述两大挑战，陈玉宇指出，第一是改革收入分配制度，设计出兼顾效率和公平的政策；第二是发挥国有资产力量，调节收入分配结构；第三是推进教育的均等化与合理评估财政支出对收入分配的影响。

提高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

去年以来，“扩大内需”一词频频出现在各种重磅会议议程之中。在经济全球化遇阻之际，更多依靠国内市场对中国而言无疑是现实的选择。但是，去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下降3.9%，消费在拉动经济增长的“三驾马车”中表现最差。在这种情况下，如何扩大内需，成为各方议论的焦点。

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院长刘俏表示，现在居民可支配收入占GDP的比重在13%左右，要提升消费，就要提升居民收入占GDP的比重，想办法解决收入分配不平等的问题，增加中等收入群体规模，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增速。

他指出，人均收入低、可支配收入占比较低、收入分布最大的差异在城乡二元结构。2017年，中国农业就业人口占全部就业人口的比重是27%，到2035年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农业就业人口比重会降到6%左右，因为任何一个国家在现代化标志之下，农业就业人口比重都不可能太高。

因此，刘俏认为，当前最核心的关注点在于农业转移人口怎么市民化，怎么去实现提升农业转移人口的市民化程度。

国家发改委原副主任徐宪平在当天的分析会上建议，以“存量带增量”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我国城镇化仍处于加速发展阶段，目前农民工年收入已超过城镇居民，是农村居民年收入的约3倍，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潜在对象。因此，减少农民才能富裕农民，富裕农民才能扩大内需。”徐宪平说。

面向存量农民工核心需求，徐宪平提出了三大政策举措：第一是大力加强保障性租赁住房建设；第二是综合施策保障随迁子女教育；第三是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这也是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户籍制度改革的核心。

未来可以利用地方竞争推动改革破局